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人工智能、区块链、5G网络等数字技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新阶段。同时，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数字化”写进报告，提出要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营造多元化数字生态环境，并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目标之一。

实际上，教育数字化和治理现代化并非“平行关系”，而是统一于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之中，数字技术的兴起和日益复杂的职业教育治理议题，已使得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治理、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理念创新和体系变革成为必然趋势。英国学者邓利维（Patrick Dunleavy）提出的数字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与数字技术融汇之下产生的全新治理理论范式，主张通过数字技术促进公共治理权力共享和效能提升。这一理论进入职业教育领域，促使“数字化治理”成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路径，势必推动职业教育治理理念变革、结构完善与模式再造。

借助数字化治理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职业教育有望突破主体理念滞后、技术使用不当、平台应用不足和资源配置失调等治理困境和风险，对职业教育进行系统性重塑，提升职业教育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让“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能够为教育强国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进而为“教育强国建设强基赋能”。

尽管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被视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可为推动职业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供活水源泉”。但学界对该议题的专门探讨仍显不足，主要关注的是“职业教育治理”和“职业教育数字化”，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职业教育治理内涵的研究。邓优认为职业教育治理是指通过协调职业教育组织内外部关系，对所拥有的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多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间既定目标的治理过程；而王明志则认为是行动主体在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指引下，根据一定的培养目标，依托职业教育资源发挥职业教育治理功能，最终提升职业教育效能的活动。

二是关于职业教育治理困境及突破路径的研究。李政指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存在政府与其他主体间的潜在利益冲突、标准化工作的专业缺失与低质内卷等困境；柳燕和李汉学认为治理主体单一、理念缺失、机制不健全等是主要问题。为此，需要推进治理主体理念升级、协同参与，治理制度体系完善、优化创新，治理方式协同共治、技术赋能，建设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完善制度规范和标准，构建智慧教育治理体系。

三是职业教育数字化有关教育治理的理论观点。朱德全将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向，认为数字化治理兼有“手段”与“目的”的价值；张青山则指出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将引起学校组织的扁平化、网格化、专业化发展。

上述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但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单一关注“职业教育治理”或“职业教育数字化”，并未将二者融合，把“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探究，而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拓展空间。有鉴于此，本文聚焦分析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及其相关议题，在厘清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实现依据与价值逻辑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运作机理，并提出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实践路径，以期助力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人才培养和教育强国建设。

二、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主要依据

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始于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重构治理范式的需要，“智慧治理”前景赋予职业教育治理以理念取向和内在驱力，而数字技术的嵌入赋能使得数字化治理从蓝图走向实践，在多样化数字化治理平台和应用的创新推动下，职业教育治理资源被充分挖掘、调动和利用，进而构成了治理体系转型与治理能力升级的现实保障。由此，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水平和效能的提升将有力促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人才培养和教育强国建设。

（一）智慧治理：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内在驱力

数字治理理论认为，“智慧治理是一种思维方式，体现为一种价值和理念的选择，强调治理行为和过程的智慧性”。在更具体语境中，“智慧治理”不仅是一种职业教育治理技术或方式，更承载了职业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关涉的不仅仅是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智能化，更是整个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智慧化。

智慧治理，一方面强调使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让技术更好地为治理主体而服务；另一方面要求治理要体现人文关怀，让技术在治理过程中体现人文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治理的革新与重构，以创造更为高效智能、更具人文关怀的职业教育治理环境和育人生态。可以认为，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智慧治理为各类治理实践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在大幅降低职业教育的治理成本的同时，能够重塑全新的职业教育治理方法、治理模式、治理路径，进而在深层次上驱动了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首先，“以人为核心”的智慧治理引领了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根本价值取向。智慧治理要求借助数字技术来实现更好的治理，其理念核心是技术要适应人的需求，这与职业教育治理始终坚持“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的目标和使命相契合，一系列治理活动最终指向为广大人民提供更好的职业教育服务。其次，智慧治理以技术之智服务人本价值的“善智”追求与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善治”诉求在数字化的时代节点上相交汇，反映了职业教育治理智能化、精细化、高效化、协同化、开放化、人本化的内在演化趋向，提供了破解现存职业教育治理经验主导、破碎低效、封闭滞后等困境的可行方案。更具体而言，在技术层面，智慧治理探求数字技术的良善、智能的应用，即“善智”，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共生关系得到加强；在治理层面，智慧治理追求良好、高效的治理，即“善治”，通过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深度融合，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的智慧化和现代化。

（二）技术嵌入：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前提条件

数字治理理论是一种治理理论与数字技术结合而生的理论范式，这决定了数字化治理必然离不开技术的支撑。Patrick Dunleavy指出，数字化治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嵌入公共事务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会促使人们对技术使用的态度发生转变。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效能升级和价值增值是职业教育发展中不断追求的目标，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则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必要支撑。当前，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等传统治理理论在技术大潮中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而数据治理、数字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等基于数字技术应用前景构想的新兴治理理论也逐渐进入“主流”。可以认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变革，需以数字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为前提，数字技术嵌入职业教育治理的本质就是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在理念、内容、程序中不断相互融合、交互影响，最终促成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整体变革。

在理念层面，技术嵌入治理改变了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认知。在“办好能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大量优质人才的教育”的“不变”理念下，处在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浪潮中的职业教育主体必须适应新工具、新方法、新思想以有效应对新形势下日益复杂多样的职业教育治理问题，达到“人与技术变成共生联合体”的状态。与之相伴的是简约治理、高效治理和智能治理的思维方式、治理观念和职教文化促生理念之“变”。

在实践层面，数字技术嵌入于职业教育治理的全领域全流程，有效破解传统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程序繁琐、效能低下、信息封闭等弊病。随着数字化的“治理技术”不断成熟，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和组织在吸收数字化治理优势的变革中，更加注重将繁琐、模糊、低效的治理步骤和程序简化，运用数字技术串联不同主体、捕捉海量信息、支撑决策控制、重塑流程形态，为提升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三）平台应用：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外在推力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知水平的提高，数字治理理论已注意到并将“平台”要素纳入其探讨范畴。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等高新技术搭建的数字化平台是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活动场景和运行依托，“以平台为中心”成为数字化治理的鲜明特征。甚至有学者认为，平台及其相关应用、治理等活动是“技术治理现代化的产物”。职业教育数字化平台不仅是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为学习者提供学习和技术服务的场所，同时也是以数据为驱动、以线上线下互动为延伸的组织体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创造了虚拟化的职业教育活动空间，从而能够在打破职业教育治理传统形态、创新治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虚拟、泛在、互联而实现数治服务的共享，从而有效推动职业教育治理的转型与创新。

首先，平台化创新是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变革的第一动力。随着新一轮数字革命的向前推进，各类职业教育资源平台、教学平台、管理平台、服务平台层出不穷，职业教育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同时进入一种“虚拟化”趋向中。这种平台化创新的趋势，既赋予职业教育治理以新的运作方式和功能表现，又迫使职业教育治理不断变革自身以应对超出空间边界和经验边界的新型治理难题，从而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理念和实践演变提供了重要驱力。

其次，平台化共享是彰显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价值的必然要求。职业教育数字化平台能利用数字化技术的延伸性和全面覆盖性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快速共享。以数据为要素，以网络为纽带的数字治理平台既能够满足不同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公正享有职业教育发展成果的诉求，也能够实现职业教育与数字社会的双向链接，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开放性、动态性和普惠性，从而实现兼顾质量、效率与公平的职业教育高水平“善治”。

（四）资源适配：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现实保障

数字治理理论指出，资源及其合理配置是数字化运作的保障，即数字治理不是信息通讯技术（ICT）的简单应用，它包括对各类相关资源的综合治理。职业教育治理资源制约治理行动，治理行动又影响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成效。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必须以资源适配为现实保障，通过治理资源的投入和配置有效发挥数字化治理的功用，保障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高效有序运行。

借助数字化技术，许多原本难以获取、转化、应用的资源能以数据形式存在，大大丰富了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储量，也方便了治理主体通过高效的资源适配保障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运行。事实上，“在数字化背景下，职业教育资源不仅源于教育域、社会域、自然域，还包括信息域……职业教育应强化数字化生产教育资源、数字化职业教育资源以及数字化生态教育资源的跨界融通”，使得各类显性和隐性资源“能够有机注入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

一方面，显性资源高效适配保障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平稳运行。显性资源既包括传统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也包括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越来越关键的数据资源、网络资源、算力资源等数字资源。在数字化时代，新兴数字资源不仅直接支撑着数字化治理的技术应用和平台运转，同时这些数字资源能够与传统资源相融合，创造以数据形式存在的传统资源，其内容庞大、存储方便、取用便利等特点能帮助治理主体快速配置、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能够以网络和数据为纽带，实现治理资源的共建共享，以此驱动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深入推进和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隐性资源则协调适配支持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理念落地。职业教育隐形治理资源包含制度、观念、师生关系、学校风气等。数字化治理的高效运行不仅需要显性资源的保障，更需要通过主体、制度、文化的革新和适应，来适配全新的治理理念、治理形态和治理需求。隐性资源不仅能通过数字技术表征为数据形态的“准显性资源”，还能全面渗透治理过程并影响治理主体的观念、态度和决策，潜移默化地改造治理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应及时排除不良隐性资源的渗透，加强良性隐性资源的转化，构建“向数向善”的数字化治理环境。

三、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价值逻辑

数字化治理将新理念、新技术、新平台和新资源引入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之中，各类治理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共同朝向“数字化赋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建新型治理体系”的目标迈进。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治理通过增进效能、丰富工具、重塑场域、优配资源，因循“数字赋能的良善之治”的价值逻辑，促进职业教育数字治理系统的良性发展。

（一）数字化治理提升职业教育治理效能

提升治理效能是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实践目标和成效标准，数字技术的治理应用只有有效解决职业教育治理难题、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质量，才能够实现“智慧治理”的技术性与人文性双重价值，回应职业教育治理向“善治”演进的变革诉求。

一方面，运用数字化治理充分挖掘数字技术的应用潜能，提高了职业教育治理效率。以数字化技术作为支撑，数字化治理能够畅通职业教育治理流程，节约治理成本，实现资源共享和配置优化，增进职业教育治理的可解释性和可控性，使治理活动更加有序和高效；通过数据分析和评估，能及时发现职业教育痛点和难点问题，并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调整和优化，强化职业教育质量的监控和管理，使教育过程更加科学和有效。

另一方面，回归以人为本的数字化治理体现了“智治”人文价值。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判断力，但数字技术应用于治理活动则必须考虑其人文价值，调和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通过有效回应主体诉求，持续优化服务体验，不断强化职业教育信息透明度和治理参与度，从而在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实现职业教育体系个性化、人本化和公平化发展，确保数字化治理始终坚守人文性的价值向度，彰显“以人为本”的治理价值旨归。

例如，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深度贯彻落实浙江省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通过数字赋能，建立了专门用于存储、处理和管理的大数据中心。该大数据中心通过建立学生全生命周期的数据档案，实现了全校80%的数据汇聚，并采用基于数字技术搭建的智能分析系统实现对数据的智能化、个性化分析。学校以提高师生满意度和满足感为宗旨，积极推行治理数字化改革，升级师生教与学的体验，使人才培养活动“有据可依”，变得更为精准化和个性化，也实现了科学决策和高效“智治”，充分体现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人文价值效能。

（二）数字化治理丰富职业教育技术工具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是对人的能力的延伸。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延伸了治理主体的感知和控制范围，丰富了职业教育治理手段和治理方法，使得日益复杂、综合的职业教育治理问题的识别和化解成为可能。

首先，数字化治理供给职业教育实践工具。数字技术植入职业教育系统中，创造出了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能够极大地丰富职业教育实践样态，增强职业教育治理能力：通过“数据驱动”的职业教育决策以支持职业教育的精准化科学化治理，通过“数据跑路”的职业教育服务以实现职业教育资源与服务的最优化配置，通过“数据感知”的职业教育校园管理以创造智慧、安全、高效的职业教育生活空间，通过“数据流通”的职业教育协同治理以增进多元主体的职业教育参与能力。

其次，数字化治理扩充职业教育解决方案。“技术不仅以其工具性的物质样态而存在，更是以其人文性的精神样态而存在。”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作为“媒介”而被动地运用于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同时也始终与治理主体相互建构，转变了职业教育治理者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治理观念，从而不断地驱动着职业教育治理问题解决方案的丰富化和现代化，职业教育治理越来越注重借助技术手段来理解和化解职业教育运行中的现象和难题，技术的精确性、客观性、专业性逻辑逐渐为主体所承载，转化为职业教育治理的“技术治理”实践逻辑。

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积极推进数字化治理，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构建了具有研发、应用、服务等不同功能的职业教育智慧治理技术工具系统（包括：产教融合大数据平台、“深职i学习”等），并将它们融入教学模式改革、课程资源开发、管理绩效评价等治理流程和活动中，极大拓展和丰富了数字技术工具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使用范围与类型。

（三）数字化治理重塑职业教育空间场域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空间场域通常指向的是各类职业教育主体行动和交互的场所以及主体间关系所形构的职业教育网络结构。传统上，职业教育的空间场域主要指实体物理空间以及建基于其上的社会空间，但随着数字化治理的不断发展与深入，职业教育的空间场域正在拓宽和重塑成更丰富多元的形态。

数字化技术的灵活性打破职业教育治理物理空间场域的桎梏。当前，数字化技术重构职业教育治理流程和方式，致使物理空间场域与数字技术进行深度结合，为重塑职业教育治理生态指明新方向。

综合运用前沿数字技术与科学治理模式可实现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在各层次各领域治理空间的精准全面覆盖，拓展多元主体同步异步参与治理流程渠道，增强跨组织边界协同治理机制的可及性和时效性，助力打造覆盖面广、灵活度高、精准性强的数字化技术治理空间。

此外，数字化平台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虚拟化治理空间。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打造了全新的交互空间和活动形态，创造了与物理空间紧密链接映射的虚拟空间。通过运用基于数字技术搭建的平台工具，能有效增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间的关联和互动，通过整合各个平台的资源信息，大幅降低主体间信息不匹配带来的危害。同时，数字化平台能够创造丰富的虚拟化治理业务模块，从而使得职业教育多元行动者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随时随地参与到具体的治理事务中，增进职业教育治理的便捷性。

例如，现代职业教育OMO数字化平台随着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现代数字技术的进步应运而生，它打破了各种类型教育资源平台的边界，重塑了职业教育的空间场域，实现了海量职业教育资源的汇聚。它通过与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的要素、环节、资源等进行解构和重塑，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大数据处理和规模化分析，最终提供全新的资源价值，更精准、高效地向治理者、学习者提供智能治理环境和个性化教育资源，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向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的转变，亦有效破解当前职业教育治理空间场域封闭的瓶颈。

（四）数字化治理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治理过程存在条块分割与市场机制弱化僵化并存，职业院校内部专业结构及资源配置结构失衡，资源供需错位及流动不畅等突出问题。职业教育资源被区隔于碎片化的治理事务和刚性化的组织边界之内，不断增加的资源投入得不到充分利用，没有带来理想的治理效能。而数字化治理可以加强资源的流动、共享和再生、创造能力，从而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数字化治理促进资源流动与共享。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和平台可以将大部分资源转化为数据的形式，再以吸收、整合、传播、扩散一系列手段加强数字资源高度流动的能力。动态的数字资源在采集、处理和传输上具有巨大优势，有利于治理主体完成数字资源的动态化、集成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强流动性数字资源能突破空间桎梏和组织边界，为各类资源库的交叉与融合提供契机，增加数字资源在不同专业、行业、领域的共享能力，有利于解决职业教育领域信息不对称和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

二是数字化治理促进资源再生和资源创新。强大的再生能力是数字化资源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通过数字化技术的集成和转化，在治理过程中能够实现数字化资源的再生和重复使用。同时，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异质性职业教育资源得以融合重构，从而创造“数字教材”“智能助理”“解决方案数据包”等全新的资源形态，实现资源价值的倍增。经过“创造、利用、再创”一系列流程，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得以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资源价值，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例如，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组建了“大数据应用研究院”，以规避以往存在的因部门间利益冲突、业务属性相对割裂、研发和应用不衔接所导致的教育教学以及管理等数据资源整合性差、流通性低、利用率低情况。基于数字技术的嵌入与应用，该校资源得以数据化并不断汇集、再生和共享，形成全校数据资源共同体，以可视化、可操作化的形式实现数据资源的再配置，显著改善师生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状，增强了不同部门间的协作能力，为职业教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数据要素的资源支撑。

四、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运作机理

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数字化技术凭借其渗透力和驱动力重塑职业教育治理的生态体系，激发出强大动能助力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高效运作。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打破、重构了职业教育治理的活动方式、业务流程和实践形态，创造了全新的职业教育治理范式。这种新范式是技术功用与治理机制相互融合、相互构建的结果，在主体、方式、功能、目标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相应运作机理。

（一）认同与共识：以智治要求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主体

数字技术的智能化、高精化、互联化为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了颠覆传统治理理念和模式的良机。但是，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的融合能否真正发挥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发展应用，还取决于治理主体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即需要在技术辅助下以人为行动创新主体来统领和支撑职业教育治理的整体性转型。

首先，以智治理念融入社会认同引领主体治理思想。“社会认同是一种认识主体是否赞同对象的认识活动”，是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对于智慧治理思维、方法、目标的接纳和适应过程。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体常常被数字技术推促进入“数字生活”和“数字劳动”状态，从而容易因不适应而产生“创新抗拒”反应，即创新给主体满意的现状带来潜在的变化或与他们的信念结构相冲突时主体对创新和变化的拒斥。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首先改变主体的观念体系，进而有效助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动态化解职业发展中的新问题，促进数字化治理创新真正转化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

其次，以智治规则协同社会共识规范主体治理行为。社会共识是在社会认同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而来，职业教育治理主体要能娴熟地运用技术以应对各类问题，离不开主体间的一致合作。尽管数字技术改变了职业教育治理方式，但从本质上，治理是不同主体相互沟通协作的过程。因此，智慧治理依托技术的可能性边界和制度的规范性边界，通过技术的“制度化运作”和制度的“技术化实现”，确保教育行政部门、不同主体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能有共识地解决实际问题，以保证数字化治理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嵌入与融合：以技术改进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方式

数字技术为新的治理方式提供了技术工具和解决方案，但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不仅是将数字技术嵌入到现行治理活动之中，同时也是通过数字技术原理和数字治理机制与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重构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方式的系统创变过程。

一方面，技术嵌入驱动职业教育治理方式“数据化”。治理方式的数据化是职业教育治理依靠大数据信息与分析优势, 通过前端数字感知传输系统与后端数据储存运算系统，将职业教育运作状况压缩为数据、图像、视频，达成治理的虚拟化、模型化、可视化。治理的数据化有助于增进治理和服务的预见性、准确性和回应性，从而形塑一种“清晰化”“精确化”“智能化”的数字治理方式。职业教育治理的数据化促进治理信息的数字化转换与集成，再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推动治理主体远程合作、数字资源实时适配、数字服务精准供给，极大提高了治理方式的效率。

另一方面，技术融合增强职业教育治理方式“适应性”。在“流动的不确定性”时代，职业教育始终处于技术迭代和问题流变的浪潮之中，这种“不确定时代”的治理必须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才能够有效回应“多元、系统、综合、跨界”的治理需求，化解“不确定、难预测、不可控、潜伏与突发”的治理风险。数字技术融合强化了职业教育治理动态分析的能力，帮助治理主体在传统与创新、应然与实然、现实与未来之间做出清晰的分辨和可靠的估计，助力治理主体实现治理理念的创新、治理手段的更新以及治理远景的预见，从而不断增强数字治理韧性与职业教育适应性。

（三）应用与服务：以平台重构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功能

从教学平台、服务平台，到管理平台、协商平台，职业教育的整体运作流程都无法脱离数字平台所提供的虚实互嵌的混合场所。因此，平台不仅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和载体支撑着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更作为一种生态系统重构了数字化治理的功能和逻辑，使其具备数据驱动性、开放交互性、灵活适应性等特征。

首先，以应用体现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平台的技术价值。职业教育数字化平台开发的直接目的在于为多元化教育场景和治理场景提供数字化的活动空间、交互通道和技术手段，通过供给多元、高效、智能的应用工具以有效辅助主体完成复杂任务。从这一点来看，平台及其所聚合的应用工具构成了数字技术与治理者的“人—技”中介。由此，职业教育治理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虚拟化特征，即治理参与者应用平台而非应用技术实体来表达、观察、互动和操作，技术的工具性价值得以借助平台为主体所吸纳和享有。

其次，以服务释放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平台的功能价值。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职业教育各类主体的发展需求，提升用户体验并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平台不仅是“治理者”的治理实现手段，更是“需求者”获取相应服务的重要途径。借助泛在可及、精准互联、快速响应的治理平台，师生、企业、政府、社会民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可与治理者即时交换需求和意见，并深度参与到治理过程中。作为“人—人”中介的治理平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界限，使得职业教育更好地提供个性化、多样化和精准化的服务。

（四）聚合与匹配：以资源助力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目标

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通过广泛链接聚合多样资源要素并面向多元主体高效匹配供给适需化治理服务资源，能够最大化利用资源，提升职业教育治理的运作效率，最终有效支持多元化、高水平治理目标的实现。

一方面，跨界协同，充分挖掘聚合治理资源支撑治理目标。进入数字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目标对于所需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形势下，传统上本位主义（Departmentalism）的治理资源配置和运用方式必须让位于整体主义（Holism），进而要实现跨部门跨主体链接聚合的协同。数字化治理内含了多元参与和整体治理的逻辑，通过职业院校、企业和政府等主体跨领域、多维度合作，在时间上充分体现数字化资源的时效性，在空间上无限延伸数字化资源的价值链，加强数字化资源价值链在各领域间的链接能力并持续依靠价值链挖掘出更多资源价值，能够有效拓展职业教育治理的资源基础从而支撑治理目标实现。

另一方面，精准高效，适需配置供给治理资源释放资源效能。数字化治理以数据为支撑，能够实现虚拟互联下的资源充分流通和信息饱和下的资源最优配置，从而在聚合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源进行内容筛选、整合和优化，利用多元治理规则、去中心化和非标准化等资源管理策略，改善治理资源更新不及时、内容不完整、供给不及时等问题，助力形成扁平化、多元化、开放式的网状资源适配结构，促进有关资源与职业教育的课程教学计划、管理服务需求和发展战略规划等精准匹配、高效供给，确保资源与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相契合，以此减少资源浪费，释放效能。

五、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与治理实践的融合创造了职业教育治理的全新图景，数字化治理已然成为数字时代职业教育治理不可回避的变革趋势。然而，理念停滞、技术异化、平台失灵、资源浪费等多重风险仍然是数字化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应通过针对性路径来予以突破。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适用理念，倡导创新性的变革智慧治理观念

以智慧治理理念引领职业教育治理变革无疑已成为促进职业教育迈向现代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为此，需要以新的职业教育治理理念为行动导向，以此更好地激发治理主体的活力与潜能。

首先，正确融合智治理念，摒弃“弃人化”思维。“弃人化”治理思维存在见事不见人，唯数据、唯技术的局限性，容易导致职业教育治理陷入技术本位、管理本位的实践误区和价值迷思。因此，基于智慧治理理念的职业教育治理应当充分融入智慧治理的“技术”与“人文”的双重逻辑，将人本主义、智慧心智和新的想象力融入职业教育治理全过程以弥补技术的缺陷，特别是要重视以此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范式的转型，让治理主体在符合人民利益的智治观念下提高职业教育治理回应性和人才培养能力。

其次，及时更新智治理念，加强“适用度”匹配。数字技术具有标准化、规范化、精确化的特征，这固然能够降低治理过程的不确定性，有效防范多种治理风险，但也可能使得技术过度渗入治理过程而导致职业教育活动的机械化和简单化。治理的核心始终是人，在实践中，数字化治理需要始终与差异化的个体需求、资源禀赋及体制规制相结合，不断更新、反思治理理念，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以需求为导向”的价值理念，拥有数字化思维观念，赋予职业教育治理以弹性和韧性，为不同的职业院校管理者和每一位教师、学生的成长发展提供精准性、个性化的管理、教学与学习体验。更为重要的是，智慧治理理念要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形成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意涵指向，助力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融入并指引生产一线知识、实践性技能以及综合职业素质的培养活动，打造“一专多技”“一精多能”人才。

最后，推进发展智治理念，保护“创新性”活动。数字化治理存在以片段化、数目化、标准化的机器运算方式“反创新”的风险。例如，部分治理主体为降低组织运行的风险，将下级主体当成理念接收者、信息传递者和命令执行者，而依循数据的管理也可能以绩效主义标准阻断主体创新尝试。由此，治理行为将逐渐陷入被动响应和“机治”困局。这就要求职业教育治理秉持开放、包容和共享的态度，坚持把保护突破性、创新性的活动置于重要位置，保证治理体系的健康运转。

（二）善用技术，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冲突

技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被人们所接受，与当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技术不仅为人们所建构和应用，甚至有学者认为，“技术已经是自主的，它塑造了一个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遵循着技术的规则而且抛弃了自己所有的传统。”技术工具理性的自我扩张趋势与职业教育治理价值理性的终极目标要求相伴而生又存在冲突，需要人们重视并加以平衡，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加强数字化技术作为治理工具的服务性质。数字化治理不仅要应用技术以解决职业教育中的管理决策不够科学、师生互动不够紧密、人才培养不够精细等问题，还应防范过度技术化带来的程式化、功利化等倾向。“在技术现实的建构中，并不存在纯粹合理的科学秩序之类的东西。”因此，需要将主体需求与体验作为治理的评判标准，在运用技术的同时不断反思，坚持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服务宗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要始终坚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和“以生为本”的理念，在数字化治理过程中要明晰“职业教育治理”区别于其他治理活动的育人性、应用性特征，确保数字技术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强国建设需要。

其次，实现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数字时代的治理活动“仍然需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某些技术要求，甚至苛求，需要辩证地掌握与利用新工具。”治理主体如果盲目迷信数字化技术，完全依赖数据和人工智能进行决策，极有可能导致教育为技术所钳制。职业教育治理者必须意识到教育目的、师生关系、学生情绪等无法被数字化的要素是教育真正不可剥离的本真价值，以此为前提将人智与数智相融合善用数字技术，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三）勤用平台，增强应用服务的多元化精准供给

数字化平台既是职业教育治理的运作场域，也是职业教育治理的实践手段，它既扩展了职业教育治理边界，促使多元主体以网络为纽带协同参与到治理活动之中，又串联了职业教育治理全环节，课程教学、监测评估等均可在数字化平台中进行。因此，有效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关键在于不断面向“用户”创新应用服务。

首先，增强对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平台及其行为的治理。数字化教学平台为职业教育提供了虚拟教学环境、数字学习资源、教师成长空间和考评系统，有利于提高教学模式的转变。不过，从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实验”结果说明职业教育线上教学仍然存在质量问题，而有效管理与学生参与度、满意度密切相关。因此，需基于数据反馈加强对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平台及其行为的监测和评估，特别是要重点监督评价运行的规范性和学生学习成果的有效性。

其次，提升治理业务平台的运作效能和使用体验。数字化治理业务平台将传统的日常事务进行线上整合，从而使得“用户”可以实现一站式、零跑腿办理大多数职业教育业务。但目前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仍然存在“数字增负”现象，数字平台“悬浮”“空转”，未带来真正的效率提升。为此，要不断优化数字平台和创新应用工具，增强主体使用体验，构建“创新、应用、反馈、迭代”的数字化平台服务和提升机制。

最后，全面掌握外部环境的动态，完善职业教育数字化平台作为链接工具的运作机制。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要实时把握相关行业产业状态，并构建“职业教育+”大平台，完善基于数据交换的职业教育与外部环境充分协同的实现机制，高效地与行业、企业对接沟通，了解市场以及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和人才需求，据此有针对性地调整学校专业设置、招生规模、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以增强利用平台参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与开放性。

（四）活用资源，破解现有资源要素匮乏约束瓶颈

数字化治理以成熟的数字基建为支撑，以高水平专业化治理人才为依托，以数据、网络、算力、算法、解决方案等数字治理资源为核心要素。但上述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配额决定了数字化治理要通过创新方法和灵活运用策略，从强化资源开发与积累、促进资源转化和配置、实现资源的共建与共享三个方面来着手解决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中的资源要素不足问题。

首先，充分开发培育职业教育治理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要不断增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数字素养，更新主体的“智治”理念；在技术资源方面，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技术性”教育的优势，在实践场景中优化升级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工具与设备；在制度/文化资源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建章立制、试点探索等方式，逐渐增强职业教育参与者对于数字化治理的接受度、认同度和参与度。

其次，高效利用数字技术转化配置治理资源。在传统治理过程中，职业教育师资、课程、设备等资源呈现出开放度不足、流动性不强和利用率不高等特点，资源往往局限在特定的组织部门和场所中，导致资源闲置与资源匮乏并存的“结构性”资源不足问题。将资源通过数字化技术处理，进行转化、拆解和链接之后，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的网络化流动、精准化配置和整体化管理，以此促进资源的合理、公平、高效分配。

最后，通过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资源共建共享以有效降低治理成本。作为一种“跨界性”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治理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应通过“校—校”联盟、“校—企”合作、“官产学研”协同等方式整合多方资源，协作共建多媒体融合的专业教学资源库和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基地，开发在线开放性精品课程、新形态立体化数字教材、交互式虚拟仿真实训平台、一体化智慧教室等数字化共享资源，降低单一主体的数字化治理创新成本，并可以数字化助力职业教育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转型。

六、结语

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是一个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要充分利用技术的工具性价值，也要契合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还要体现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实现职业教育系统与数字技术的共同进步。本文分析了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主要依据、价值逻辑、运作机理和实践路径，阐明了数字化治理“何以可能”的现实与理论基础，理清了数字化治理“何以可为”的理想与实践路向。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不仅是转变治理理念、创新治理工具和赋能治理实践的“加法”过程，更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面更新、深度迭代和颠覆升级的“乘法”过程，是新时代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必由之路、可行之路。下一步，应加强对数字化治理理论的研究，不断更新职业教育参与者的治理理念，加快新型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进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治理实践融合创新的“常态化”，加强对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的规范、评估，防范化解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重大风险，塑造良好职业教育治理生态，并在此过程中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转型，助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

引用本文请标注：黄巨臣，韦忠霖，谢子梁.职业教育数字化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35）：20-31.